所以，为什么人类这一物种会直接享有这些自然法权，这根源于人类物种的类本质属性。

而后者也必然导致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如反抗殖民统治的解放运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但无论侵略或反侵略，战争意味着对人类物种生存的破坏。康德的自然法权仍然是在先验哲学中构造的，并且从未真正走进世界历史。在传统常规战争方面，即便出现大规模伤亡，但不至于毁灭人类这一物种。唯当在自然法权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确定性的、可靠的法理基础，真实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可能的。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求根植于人类这一物种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生命本性，因而是直接获得的自然权利。

如此注重物质利益的资本主义文明，是否真的持有人类虚无主义并放弃人类物种的自然生命？因为，那过于看重物质利益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或许更加不愿意放弃它所依托民族国家特殊群体的生命，并因此否定其他民族的生命。最后，自然法权需最终寄身于普遍的生产关系。司法实践中，一般人和常识密切相关，互相界定。

除了在法哲学层面处理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现实人性与理想人格之间的角力，研究者还将在以下两个方面付出努力。陆明军等人见状进行追赶。在刘建伟等与北京首开中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首开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中，首开公司向刘建伟借款   1.03亿元，为担保首开公司按时还款，被上诉人张惟捷将案涉房产抵押给刘建伟，但未办理抵押登记。有些学者主张设定完美的理性人，要求法律上的人集所有优秀品质于一身。

最典型的个别化风险可以参考德国刑法史上著名的毒蘑菇案。例如，他应当非常注重安全，从不会跳上正在行驶的公共汽车，也从不会从已经开动的火车上跳下来。

经验主义立场的一般人假设往往将一般人与大多数人、社会公众等语词换用，规范主义立场的一般人假设则以理性人的假定为典型。这将使个案中的一般人假设无法稳固地享有常识的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的裁判要点中指出：人民法院认定光污染损害，应当依据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是否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以及是否超出公众可容忍度等进行综合认定。2019年7月17日，执法人员发现案涉车辆仍违章停在原处，遂再次开出罚单。

一般人假设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判决结果。实践中，类似的推理普遍存在于法官有关行为人过错的分析中。例如以下案件中的陈述：（1）一般地说，专业人士应比普通人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由上可见，一般人假设已经全面参与法律判断的形成过程，成为法官判定事实、确立规范、作出评价的重要依据或素材。

考虑司法机关在评选优秀案例时已将案由、审级等列为考虑因素，以及优秀案例的示范效应，对优秀案例的全样本分析可以作为评估一般人假设应用现状的依据。首先，在原理层面，充分证成以一般人的身心状态、知识水平、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为具体判准的正当性。

大多数情况下，法官在判决书中提及的一般人假设都无从证伪。常理是通常的道理，其主要内容是一般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

在该案中，法官认为一般人的做法是为豪车加好油，如果华宾公司认为祝某存在为豪车加注劣质燃油这一不合常理的行为，那么华宾公司应就其主张承担证明责任。二审法院认为：在涉案款项发生的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内，张一飞从未向赖芳华偿还过任何款项，在此情况下，赖芳华仍陆续向张一飞支付款项，同时既不要求其以书面方式明确双方的借款关系，也不要求其还款或提供抵押、担保等保全性措施，显然有违一般人对关乎其自身利益甚巨的财产的审慎注意义务和生活常理。总之，一般人假设的普遍适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实践问题。由于个体知识与经验的局限性，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往往离不开个人的假设或想象（知识论上通常称为信念）。在主体未予清晰界定的情形下，一般人假设是否得当也将无从判断。常识意味着人所共知的事实、道理，无须证明，不必解释。

回应这些看似矛盾的适用并不难，只需要点明一般人是在特定情境下的大多数人即可。本文的分析主要依据该73份裁判文书的文本展开。

在于卫珍等诉朱军等生命权纠纷案中，法院明确指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当以一般人对事态发展规律的判断为依据。了解人性是使法律合理可行的前提，规制人性则是法律的目的，但法律究竟应在多大程度上顺从人性，又究竟应以何种方式规制人性则取决于各种文化传统对于理想人格的设定。

在侵权案件中，在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时，法院一般要求以一般人的注意义务作为判断标准。法感（Rechtsgefühl）是个体在社会化进程中所习得的对具体法律现象的是非曲直的直觉，在面对某一案件事实或法律判断时会激发或愉悦或愤怒的直觉反应，其核心是正义感。

由于受害人的体质与一般人不同，侵权人无法预见受害人受伤的严重程度。从科学的角度，上述论断都无法验证。在分析沈兴福等人是否违背应尽的注意义务时，二审法院的论述不啻为一般人假设的展开。相较于高度情境化的具体应用，此类过于概括的应用更无助于澄清一般人假设的内容。

之后，王继保的债权人刘思义、张金武取得该两证一书。与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案例结合起来可以看出，法官有关一般人健康状况的假设参与了因果关系的判定。

法院认为：行为人‘应该预见是以一般人在特定情形下所应该达到的注意程度为标准。如果用类型思维，则需要给出决定这一类型的本质。

与下文的裁判理由结合可知，一般人标准是收集周边居民的反应情况、现场的实际感受，判定是否可容忍的标准。二审法院根据一般人的认知和行为方式，推定刘建伟没有放弃办理抵押登记，未办理抵押登记的原因系因义务人张惟捷等人不配合所致。

其三，如何设定一般人？法官在裁判文书中援引一般人假设时，通常并不对一般人进行界定。规范应用一般人假设，已成为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之必需。一般人假设的作用在于划定合理、正当的行为界限，本应是一个用一般规则解决特殊个案的过程，但因为一般人假设的高度情境性，被具体化之后的一般人假设有可能成为个别人假设，适用特别认知标准。在以上论述中，法官虽然提到了一般人，但并未就一般人的知识水平、应予注意的事项展开明确具体的设想。

这一思路的主要论据来自统计学上的大数法则。但在解释多数人时，学者们又加入了平均人的概念。

事实上，骨质疏松一般发生在中老年人群中，侵权人可以预见到老年人受伤害的程度要超过一般人群，在侵权人可预见的范围内，应当认为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的过错与损害结果是相适应的。从法官在裁判文书中有关一般人假设的论述来看，法官们对于这两种立场的深层矛盾并无觉察，有些诉诸经验主义，有些诉诸规范主义，还有一些同时诉诸两种立场。

此处，法官对一般人的界定就是具有一般常识之人。在徐蕊等与彭永合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上诉案中，法官在判决书中直陈，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一般以普通人的认知水平与行为能力为限，特定情况下，行为人的特殊身份、行为的危险程度、预防损害的成本、受害人的身体缺陷等亦可能成为注意义务的考量因素。